一个是民事法律关系，一个是行政法律关系。

一方面，这些权利具有绝对权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它们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其最佳适用场合为当事人为平等主体的民事交易交往语境，包括21世纪新兴的社交网络。[28] (三)《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被遗忘权条款的问题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照顾互联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的特殊性而以被遗忘权之名作出的制度设计，是否与立法者的期许相匹配呢？如前文所述，被遗忘权的制度设计尤其考虑了社交网站上的个人信息公开问题，发明了反悔的权利。

相反，如果其仍在前述行业工作，所从事工作的性质与先前接近，那么，移除就是对公众知情利益的过分忽视。互联网上的旧闻可能是媒体通过纸面、无线电等媒介传播后，又将报道内容置于网站，还可能是从一开始就以互联网传播的形式出现。See also ECtHR, Rotaru v. Romania, 4 May 2000, appl.no 28341/95.在德国，投入使用的x - pire软件即具有到期删除功能，用户可为上传图片添加数字到期日，See http://www.x - pire.de/index.php？ id =6L =2。换言之，旧报道虽然时效性不强，但其对当事人的影响也远逊于新闻聚焦，而将这样的报道从网站的非显著位置加以删除，却删除了历史和人们了解历史的便捷途径。搜索服务商的确可能通过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包括用户的搜索痕迹对用户进行画像，此时其身份确为数据控制人，但是，这一画像结果并不披露给网络用户，而是供搜索商及其商业伙伴利用。

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互联网条件下，报纸存档构成新闻业的第二职能。为了确保公众能够充分了解风险评估的内容、过程等信息，评估机关或机构公开信息的方式需要以尽可能提高公开程度并减少公众理解的障碍为目标，国外通常也针对信息公开制定规则或基准，为信息公开提供指引。

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采用的是目录强制标识的方式，只要是在法律规定的目录内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就必须标识。但是从风险规制的目标和任务来说，行政机关实际上有一条应然的需要适用的规范，即在转基因食品存在风险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该综合考虑保护公民健康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采取适当的风险规制措施。如果法律规范的要件十分清晰，行政机关则不需要确定或解释要件。[46]在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中，由于立法者授权行政机关进行风险规制，行政机关实际上并没有可以适用的具体规范。

例如FDA的各咨询委员会通常会评估对专家的需要是否超越了潜在利益冲突，或者潜在利益冲突是否会对专家最终的判断造成实质性影响，从而决定给予其完全或者部分的豁免，允许其参与决定全过程或者只参加讨论。五、结语 通过上面的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对转基因食品风险的法律规制应该围绕裁量权的授予、行使和约束进行，从行政裁量视角可以细致地观察行政机关如何进行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

[25] See David M.Driesen Robert W.Adler Kirsten H.Engel, Environmental Law （2nd Edition）, Wolters Kluwer,2011, p.162. [26] 金自宁：作为风险规制工具的信息交流——以环境行政中TRI为例，《中外法学》2010年第3期，第381页。[62]更重要的是，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和食品风险评估在侧重点和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依照《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除了考虑对人体影响外，还需要考虑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的风险。[64] 参见戚建刚：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组织之重构，《清华法学》2014年第3期，第71页。（二）我国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制度完善 根据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的一般理论框架，针对上述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完善现有制度：一方面，需要在法律技术上限缩风险评估阶段的行政裁量。

[35] 参见前注[24]，王贵松书，第48页。[2]对此，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有罪推定指向以社会反应为依据的立法和政策导向，无罪推定指向以科学技术为依据的立法和政策导向，立法和政策导向应该是在提供一定安全标准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推动科技进步，因此，应该采用无罪推定。由于英美特有的自由主义传统，国家介入转基因食品风险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十分困难，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商业言论自由，政府采取措施规制转基因食品极易遭遇合宪性挑战。【注释】 [1] 陈景辉：面对转基因问题的法律态度——法律人应当如何思考科学问题，《法学》2015年第9期，第118页。

[43] 三、转基因食品风险管理中的行政裁量 在风险评估之后，需要由风险管理机关以风险评估事实为依据，适用法律，并且做出决策。[14] 参见龚向和、刘耀辉：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政治与法律》2009年第5期，第61页。

此外，上述法规也没有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规定，有研究注意到，第一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42名委员绝大多数来自于国家部委的下属机构，这很难保证专家在利益上的中立性。[12] 参见陈征：基本权利的国家保护义务功能，《法学研究》2008年第1期，第52页。

另一种则基于社会理性，认为转基因食品与同类传统食品不同，应该根据风险防范原则，采取一定的风险防范措施。委任是符合多元主义的思想逻辑的。[18] 王明远：《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在立法之时，实践及其发展并不能为立法者真正全面、彻底、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因此，要苛求立法者实现预测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一一作出具体的、幅度适当的应对，显然不太可能，尽管这可以作为一个立法者应当努力追求的目标提出来。管理机关不需要确保其做出的行动是最佳选择，但是必须确保其做出的选择在具体的案件情境中是合理的。[51] KA Leggio, Limitations on the Consumers Right to Know: Settling the Debate over Labeling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an Diego Law Review, Vol.38, No.3,2001, p.918. [52] 参见付文佚：《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比较法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

风险评估阶段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查明事实，而不是为了适用法律规范，其依赖于专家知识而不是行政机关的经验和判断。尽管如此，法院也可以运用一般的审查技术来判断风险管理机关是否适当地行使裁量权或者滥用裁量权。

通过这些方法，法院能够确保对行政机关的监督，使得行政机关能够谨慎勤勉行事。基于转基因食品风险问题的复杂性，应当赋予行政机关的看法以权威性，这是现代法治面对复杂问题的最佳选择。

[68]其次，行政机关可以根据风险的特征以及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选择裁量。因此，对于风险评估，需要限缩评估过程中的行政裁量。

参见金芜军、贾士荣、彭于发：不同国家和地区转基因产品标识管理政策的比较，《农业生物技术学报》2004年第1期，第5页。因此，尽管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十分严格，[61]但是并不能确保所有作为转基因食品原料的转基因生物或直接加工品都经过了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此外，生产商也会通过诉讼对这一法律进行挑战。安委会的评审非常严格、分为三个组，食用安全组、环境安全组和分子特征，在安全性问题上是零容忍，出现任何一点问题都无法通过安全评价。

此外，评估机关或机构还要考虑到信息公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泄露商业信息等。[24]从行政裁量角度去观察，能够揭示出行政机关在转基因食品风险规制中的核心地位，并准确地解释和描述行政机关如何针对风险展开行动。

[67]欧盟2003年《转基因生物追溯性及标识办法以及含转基因生物物质的食品及饲料产品的追溯性管理指令》（1830/2003/EC）也规定当转基因成分没有超过限值且是偶然或者技术上不可避免时，免除标识义务。适用该规定就必须对生产经营和转基因食品两个要件进行解释，例如生产经营是否包含进口、是否包括批发、是否包括农民在农贸市场直售？转基因原料成分达到多少比例就属于转基因食品？只有对这两个要件的内涵进行解释，才能确定进口、批发、直售转基因食品以及少量混入转基因生物原料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进行显著标示。

[19]在法律上，这种风险的不确定性则会导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即便是基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考虑要求生产商或销售商进行标识，也可以在具体的标识方法上进行裁量，用图形标识可能比文字标识对文盲、少数民族以及外国人更加友好，用电话或者可扫描二维码则可以为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消费者提供更加充分的信息。

此外，还应当设置异议程序，允许第三人对专家人选提出异议。例如，2003年意大利消费者协会通过国家行政法庭对意大利婴儿食品立法转基因生物不到1%时，标识义务可以豁免的规定提出诉讼，认为该规定所依据的欧盟1139/98/EEC号《关于转基因生物制成的特定食品的强制性加贴标识规则》中关于标识豁免的规定不应该被解释为适用于婴幼儿食品。因此，对于立法者来说，立法机关的理性已经难以满足风险规制的需要。仍然以《食品安全法》69条生产经营转基因食品应当按照规定显著标示为例，其中，显著应该如何判断？标示是否包含二维码、外文数字或者图形？如果没有明确的规定或标准，就会给行政机关效果裁量的空间。

在个案中，当评估机关通过评估活动将风险具体化之后，风险管理机关不能做出与风险评估机关结论明显相反的解释或判断。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成立由医学、农业、食品、营养、生物、环境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进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因此，对于风险评估中信息公开的方式、程序等，评估机关或机构需要予以选择，这为评估机关或机构留下了裁量的空间。如果没有更具体的法规、规章或者法律解释，这些问题就落入行政机关要件裁量的范围。

[54] 参见前注[51]，KA Leggio文，第923～924页。[5]因此，对于转基因食品风险，立法者很难做出确定的判断。